1977年秋，在湘西北临澧县九里乡山脚下的一座砖瓦厂，满身烟煤粉尘的孙逢春躺在砖窑顶上数天上的星星，他不清楚自己这样烧砖还需要多久，也不清楚自己以后要去哪里、要干什么。

  一个教室，每个年级列成一长条，从一年级到五年级，共用一个老师，同听一堂课。孙逢春的小学就是这样的课堂。当时每个村都办了中学，孙逢春的学校，总共就只有7、8名学生。从小，孙逢春就在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科目上表现亮眼，参加这些科目的比赛，总能拿到第一。

  1973年中考期间，孙逢春得了肝炎，身体不适。他的物理老师就亲自把他背到考场参加考试，考试结束就背回自己家让孙逢春休息，第二天再背进考场。当时孙逢春就默默地想，唯有努力学习方能报此师恩。

  进入临澧四中，孙逢春也颇受老师的关注。虽然当时在校期间基本不上课，而是“学工、学农、学军”，但老师常常对孙逢春说，“高考就要恢复了，你要抓紧时间学习！”孙逢春记得很清楚，老师送给他几本书，有《高等数学》、《普通物理学》、《电工学》，还把他“关进”学校的实验室，让他安心学习。被当成高考“种子选手”的孙逢春，成了老师着重关注的对象。

  1974年，孙逢春的学习因故中断。他回乡干农活，修拖拉机、抽水机，跟着大队书记蹲点，到县委党校去刷墙报，还干过农业技术员，到劳动大学当民办教师，一边劳动，一边上课。

  然而，孙逢春没想到命运跟他开了个更大的“玩笑”。没过多久，孙逢春被下放砖瓦厂，成了一名日日与泥土煤灰打交道的砖瓦工，接受劳动改造，每个星期要写检查。砖瓦厂里常年热气腾腾，温度很高，每个人劳动时都是赤膊上阵，整张脸被烟气熏黑，常常只能看见两个眼睛。

  “没有人能体会到我当时的心情。”孙逢春说，在砖瓦厂的每天晚上，他都会爬到山坡上，抬头数天上的星星。他沮丧、失落、彷徨，甚至有点绝望，他不知道，自己以后会去向哪里，要干什么……

  1977年10月2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发表《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》，宣布恢复高考。但孙逢春却被告知，自己现阶段不能报名高考。原以为就要在砖瓦厂一直待下去的孙逢春，没想到生活竟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。

  就这样，孙逢春成了公社十届高中生、近800名高考报名者的最后一位，而当时距离高考只有3个星期！

  后来，孙逢春才听说，自己之所以能参加高考，是曾经的中学校长找到了公社的党委书记，信誓旦旦地说：“如果孙逢春不参加高考，那我们公社近800人都会被‘剃光头’！”

  为此，公社党委书记还专程到县里，向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汇报。副县长表示：孙逢春能参加高考，但一定要考大学，不能报考中专。

  当时物资奇缺，公社给每户每月配备半斤煤油，为帮助孙逢春备考，出嫁的大姐、二姐、三姐，成家的大哥，把自己家的煤油全给了孙逢春。

  1977年冬天，全国各地自主命题、陆续组织高考，孙逢春和570万考生一起，走进了高考考场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。

  数理化，这是孙逢春的强项，考完他信心满满。但语文，孙逢春记得很清楚，第一题拼音写汉字“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，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”，他就没有写出来。英语考试，他更是没底。于是高考结束的第二天，孙逢春又开始复习，备战来年高考。

  因为心里没底，孙逢春的志愿表恐怕是“史上最长”的志愿表。从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湖南大学等重点大学，一直到本科、专科,最后填报中专。孙逢春当时在志愿表上填了几十个学校。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：“志愿能填多少填多少，只要有书读就可以啦！”

  “这么聪明的娃儿，不上大学多可惜啊！”“我们村里出个大学生，那可真不容易啊！”投票的时候，不少乡亲们都认为，孙逢春如果能顺利上大学，那可不只是他们家的荣誉，更是全村、全公社的荣光。就这样，孙逢春离大学又近了一步！

  不久，村里发生了盗窃案，公安局来村里办案，而当时会读书认字的人不多，于是，这个未来的大学生孙逢春就成了县公安局的书记员。

  一天，孙逢春跟着公安局到小镇办案，晚上8点多，刚取证回宾馆，他就撞见了自己二哥。原来二哥特意赶到小镇，一个宾馆、一个宾馆地找孙逢春，告诉他：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啦！

  听到这消息，孙逢春和二哥立马连夜骑自行车赶回家。当他赶回家的时候，邮局送信的邮递员居然还没走。“把通知书交到你本人手上，我才放心啦！”邮递员说。

  直到这样一个时间段，孙逢春才清楚自己被湖南大学工程力学专业录取。也是从这一刻开始，他一直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来。

  拿着家人凑的6块钱，孙逢春踏上了求学之路。他永远记得，大哥挑起装满行李的箱子和铁皮水桶担子，自己背着小包，两个人走了39公里，来到了县城，花两毛钱住了一晚招待所。从县城到省城长沙的车票，还是曾经帮忙工作过的公安局给他买的。

  来到长沙溁湾镇，已是晚上11点。而当时学校负责接新生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。孙逢春就又走到河东，在湖南旅社花5毛钱，在过道里对付了一晚。

  来到湖南大学，孙逢春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。他第一次看到了这么高的楼，这么宽的路，这让从小到大见的不是大山就是小河的孙逢春兴奋了好久。

  更让他兴奋的是，他清楚自己读的是师资班，这是学校的“第一班”，一共40多名同学，全校高考分数靠前的几十个人才能进这个班，而自己还是“第一班”里的“第一宿舍”，周围“高手云集”。

  “那个年代大学生在大学里对学术、对知识的渴望超乎常人想象。”孙逢春说，当时学校下午基本没课，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来到图书馆。自己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数、理、化辅导书全看了一遍，习题也全做了一遍。

  因为高中教育不重视基础知识，使得进入大学以后的学习显得很困难，尤其是像英语这样特殊的学科。但是全校学生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学习热情和刻苦的学习态度。孙逢春回忆道，“我们排队打饭的时候，都是很整齐的一列一列，也是‘低头族’，低头背着英语单词，排到自己了，再抬起头来。”为学好英语，孙逢春更是用了笨办法——“吃字典”——背完一页英语字典就撕掉一页。

  “当时湖南大学的良好学风在全国都很出名，考取研究生的人数更是排在全国高校前列。”

  什么是“放牛”？当时湖南大学的学生喜欢拿着小凳子，背着书包和水壶，头戴草帽，径直往岳麓山走去。若碰到熟人问：“嘿，去哪呢？”同学回答：“放牛去呢！”这时大家会默契地会心一笑。原来，大家都是到岳麓山下、爱晚亭旁去看书呢！

  湖南大学流行“放牛”，学校的“第一班”里更是盛行，大家一有时间就去“放牛”，“第一班”成了校园里知名的“放牛班”。

  “当时课堂上也常常出现学生把老师问倒的情况。但老师常常鼓励学生自主探索，和同学一起讨论、研究。”孙逢春说。

  因为家庭贫困，孙逢春是班级里甲等助学金的两人之一。两条裤子、两件衬衫、一件棉袄、一件夹克、两双袜子、一双猪皮鞋，就是他大学期间的全部家当。当时学校补贴18块钱一月，学校分发他14块钱饭菜票，剩下4块钱就用来买书。每个月只要补贴一下来，他就跑到隔壁的湖南师范大学旁的一间新华书店去买书。

  1980年，临澧发大水，孙逢春的老家在洪水中被夷为平地。这让他的大学生活更加拮据。“我记得很清楚，当班里了解这一个消息后，同学们都纷纷给我捐粮票、捐钱。”每每忆起大学时光，孙逢春总是感慨万千：“假如没有学校、老师、同学的帮助，我完成不了学业。假如没有当时在湖南大学打下的扎实基础，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。”

  1989年，孙逢春在德国完成博士学位论文。在每月6千马克（约两万八千八百块钱）与每月92块人民币之间，他选择了后者，选择回国发展。从德国回来，他除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外，其他东西全部扔了，但却带回了一小集装箱的电动车资料。此后，孙逢春一直从事车辆工程和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究，提出并创建了中国电动商用车、充/换电站系统、车辆网等系统技术体系，在电动车辆系统技术、电驱动系统关键技术、充/换电站技术、运行监测与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。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、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、获何梁何利奖及省部级奖多项。获国家技术发明专利授权65项，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，出版专著8本。201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，现任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。

  孙逢春说，从中学回乡修拖拉机开始，他就与汽车结下了缘分；而在科研领域的创新“基因”，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已“埋下种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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